所有人都在看我。他们向我投来复杂又纠结的视线，就像黄宗伟是我养的一条狗，他们想杀我的狗，又怕我发疯。
我自己不知道，长时间来我一直都下意识地忽略了一件事。即使我总是迫切地渴望长大、我总是想脱离一切属于孩子的东西、我总是觉得黄宗伟是一个任何时候都走在我前面的人，但初二的那个学期，我也好，黄宗伟也好，我们其实都只是十三岁的孩子。
所以我对他寄予厚望，把他看作不可被击倒的标牌、石头或者其他什么，对他来说，都很不公平。
我盯着他的发顶，心底有一点害怕，又有一点隐秘的期许。我怕他抬起头来求我，又想让他求我。真到了那一刻，只要他低头，他知道我不会不管他。这里是东翰林村，不是市区，他跑不了。在东翰林村，黄宗伟没了我，他什么都不是。但如果我真的对他伸出援手，阿勇就会怨恨我们两个人，到时候我们只能一起被针对，其他人会像避瘟神一样避开我们。
不过我觉得那样也不错。相依为命这四个字听起来非常吸引人，我觉得那样也不错。
但他没有。他一声不吭地跪在地上，直到阿勇那群人拽着他的后领把他拖走。他低着头，一句话都没有说。
我每一次期待什么，黄宗伟都不会让我如愿。他一定早就知道我是怎么想的，所以他避开最让我称心如意的那个选项。哪怕那个选项对当时的他来说是最好的选择，但只要对我有一丁点好处，他都会毫不犹豫地转头奔向与之相反的。
更何况我们不久前刚打了一架，从暑假之旅到现在，我们有将近三个星期一句话都没有说过。通俗意义上来讲，我们闹掰了，基于这一点，他当时也全然不可能向我服软。
反正，十三岁的黄宗伟，外表看起来犟，骨子里更犟，从内到外都是一块不懂变通的石头；而十三岁的我，却空有其表，色厉内荏，我不属于有决心的一茬，也不属于随遇而安的一茬，我只是一根摇摇欲坠的芦苇。
我们的关系陷入了一种难言的困境。
为了早日脱离这种困境，我开始和班里的其他男生交往。整个过程很艰难，我很不适应。他们要么头脑简单脾气大、只懂得用暴力解决问题，要么又聒噪又爱捣蛋，经常开一些无聊低俗的玩笑。他们就像对自己父母性格的拙劣复刻，而不是有思想的、完整的人。
内容未完，下一页继续阅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