父亲陈大连是外省人，後来认识来自台南、说着一口台语的林宛如，也就是她的母亲。为了追求林宛如，陈大连尝试蹩脚地说起台语，可能是那份笨拙中的真诚打动了她，两人最终结为连理，有了卡雅。
她想起自己从小和爸爸说国语，更准确的说应该是北京话，和妈妈说台语，JiNg确来说应该是闽南语台湾腔，在学校学注音，在国外讲英语，在政治场域却目睹语言变成划界的标签：无论出身血统，说几句台语就会被视为本土派，在台南的成功大学还有坚持用台语讲授微积分的教授，全国共通的语言国语的被指是国民党强加的语言，英语流利则被视为国际菁英。
语言从来不是单纯的工具，它是一把钥匙，也是一道门槛。
卡雅记得外公小时候跟他说过，很久以前在课堂上讲台语，会被老师要求去走廊罚站，还要带着滑稽高帽，脖子上挂着我不会讲国语的牌子。
因为就读外交系的关系，需要学习多种语言，她也记得自己在多种语言间迷失的感觉，英语、俄语、法语说多了，台语、国语就有点说不太顺了。
卡雅低头望向手中的笔记本，翻到空白一页，写下：
「语言不是忠诚的誓言，是我们寻家的路。」
她想，也许柳德米拉不是「亲俄」，不是「背叛乌克兰」，她只是希望能活在相对安定的社会。
巴黎1795年：只论贡献的海盗公约
1795年，此时勤於送政敌上断头台的罗伯斯b尔，自己也走上了断头台，迎来了生命的终点，结束了短暂却影响巨大的恐怖统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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